外婆的二十周年忌

今天是正月初八,外婆的周年忌日,二十周年。

二十周年是一个大关口——十周年,二十周年,也许还有三十周年,正常情况是要操办一下的。本来也说好去舅舅家,然后一起去上坟烧化些金银宝库,让外婆也能在彼岸世界不愁吃穿。在北京的表哥也说要在初六晚上赶回来。然而,一场持续到今日的瘟疫把所有人都“禁足”在了家里——网上有段子调侃,是在家宅着睡觉也能为国家做贡献的日子,诚未想到。即便不是前两日舅妈打来打电话,告知庄子上已经有从武汉回来的人员被全家隔离的消息,建议我们不要回去,现在的村镇上也已经没有了集会的可能——饭馆都关门了、定期的集市也取消了,可能还有巡查联防的村干部以防止人群的聚集。不管是否害怕出门染上新型肺炎,瘟疫都以它之名让小家庭的忌日变成了放在心中的默默祷告与纪念。

外婆已经走了整整二十周年了,在春节的气氛里。因而,没到过年的时候心中总是有悲喜两重的复杂情绪。尽管二十年前的我还很小,但对外婆的死,以及在心中烙下的印痕,似乎超过了外公的离世——竟然也快十年了。我仍然记得初八当天妈妈接到外婆离世的电话的崩溃,拖着我一家急急忙忙地往老家赶。那个时候哪里有什么私家车可言。路上轰隆隆的“三轮”(三蹦子)好像也还没有完全被淘汰。好容易赶到,好像也没有见到外婆的最后一面。

外婆走得很决绝。外婆的死让我意识到人可以勇敢到何种程度——其反面也是病魔可以把人折磨到何种绝望的地步。或许也是从那时候起,一颗怀疑医学或者思索医学伦理的种子就悄悄埋进了心里,尽管我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,只知道害怕和哭泣——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死亡,以及之后的各种仪式。后来外公离世,又一次让我感觉每一位至亲都是替我挡在死神面前的守门者。他们教会我的最后一课就是坦然面对那最后的终局。当然,由此也让我生出一种深深的孤独之感——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不是没有牵挂,而是不能。我还记得妈妈在葬礼上的哭泣:成了没有妈疼的孤儿。

外婆和外公都睡在了四门闸的河岸上。印象中,小时候的那条水虽算不上宽阔,但水量也还是充沛。如今似乎要跌落了很多。虽然说不上什么官宦人家的风水宝地吧,但也面水枕坡,眼前是无尽的平坦农田和阳光。表哥曾说,有一天老了,就还乡到闸上钓鱼。我哥很喜欢钓鱼,我不知道这钓鱼某种意义上是否也是一种在河岸上的坚守。是心里的守孝吗?今天老家的舅舅们应该会带着各种供品、纸钱去上坟。我想他们会把我们不能回家的思念告诉外婆。

近来几天的夜晚没有梦见外婆,也没有梦见外公。大概他们没有什么特别想跟我嘱咐的。倒是妈妈一早上就说从昨天开始身体不太舒服。我知道,那是她在想她的妈妈,难过得身体起了反应。所以,情绪和身体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关联的吧?这种紧密不会因为是过了二十年还是三十年而有什么冲淡。

纪念永远是做给自己和还活着的人看的。死者长已矣,而生者还必须继续活下去。只是这个活着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似乎变得格外的扎眼——朋友圈里的哀嚎和跪求救命的声音似乎就没有断过。正如“圈中”有言,躺上了医院的平板车(还不是正儿八经的病床),在过道上有个地儿呆着,便有了一分生的希望。然而,对于远方的我,以及很多人,疫情重地的生死只是新闻通报里的数字——某种意义上,上了数字似乎已经是一种“被承认”的幸运,更何况那些遗落在了“实在界”的魂灵。

活着,要好好活下去。爷爷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就病故了。接着是外婆,再然后是外公。如今只剩下来奶奶,身体还算健康,但也经不住中午洗个澡晚上便有点受凉。奶奶常说,抱上了大重,去了那边才不会受罪。如此,外婆是没有见着我哥成家、育子,会不会在那边过得很苦。如此,外婆真是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,无论是经济条件上的,还是家长里短意义上的。

我工作也太晚,成家怕是会更晚。外公多少还尝过我从北京带回去的好东西,而外婆却一口也没有得过我的济。反倒是我现在一想起回外婆家,首先蹦出来的就是藏着各种宝贝的五斗橱。外婆总是能从中变出各种我喜欢吃的糖果、点心。如此,真是不孝。

所以,活着并不是一个人而活着,是在家人、亲人的目光中活着;是在他们长眠的故地上活着。二十周年也好,三十周年、四十周年也罢,只要他们还睡在那里,我的根便在那里。

想你,我亲爱的外婆。

初八即日

# 悼念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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